清晨,大马士革玫瑰的香气尚未在底格里斯河畔完全散去,巴格达旧城总督府的门廊下已响起陌生的军靴声,来往的伊拉克士兵肩章上,圣洁新月旁,悄然多了一枚小小的三色徽章;街头巷尾的法语口令与阿拉伯语吆喝奇异地交织,一位裹着传统“阿巴亚”长袍的老者经过萨马拉大宣礼塔下,塔身斑驳的砖石缝隙里,新砌的石块上隐约可见巴黎某位石匠的签名——历史在此刻拐入一条未曾设想的歧路,仿佛一个过分奇诡的梦:法国,如何“带走”了伊拉克?而一个名叫“罗德里”的人,又将在这幅荒诞图景的中心,扮演何等关键的角色?
要理解这桩“带走”,绝非字面上轻巧的领土攫取,它更像一次静默的精神嫁接,一次精细入微的文明附体,当拿破仑三世的特使与奥斯曼帝国虚弱的地方长官在摩苏尔签订那纸语焉不详的《谅解备忘录》时,军事顾问团、贸易特许状与考古发掘许可证,便如特洛伊木马般鱼贯而入,法国工程师规划着从巴士拉到巴格达的铁路,其走向与未来的战略投送路线惊人吻合;法兰西银行的分部在巴比伦遗址旁拔地而起,金法郎的汇率微妙地左右着椰枣与羊毛的价格;耶稣会的神父在库尔德山区兴办学校,课本第一页便是高卢雄鸡与两河流域文明“自古以来的深情厚谊”,这是一种以资本为脉络、以文化为血肉、以制度为骨骼的缓慢渗透,伊拉克的躯体仍在,灵魂的韵脚却逐渐被改写。
正是在这庞大而精巧的“文明化工程”蓝图一角,罗德里先生登场了,他并非将军或总督,档案上只模糊地写着“东方文化事务高级专员”,他面容清癯,语调温和,能背诵《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段落,亦深谙巴黎沙龙里最新思潮,他的关键,在于那不可思议的“链接”能力,在巴格达总督眼里,他是能争取更多巴黎贷款的说客;在怀念《拿破仑法典》的黎凡特商人眼中,他是秩序的象征;而在部落长老的帐篷中,他聆听古老的部落法(Urf),并总能“恰好”地将法国法律的某个原则,诠释为古老传统的现代知音,他袖口永远露出一块精致的怀表,却从不急于催促时间,只轻声细语:“您看,当开罗的钟楼指向正午,巴黎的太阳也正照耀着尼尼微的平原,我们共享同一片光阴。”
历史的真正玩笑在于,当法国认为自己在塑造伊拉克时,伊拉克也在以它四千年文明积淀的厚重,悄然消化、反噬甚至“带走”着法国的触角,罗德里或许没有立刻察觉,他精心推动的法语教育,催生出的第一批知识分子,最先用娴熟的法语写就的,却是抨击殖民逻辑的激昂檄文,法国考古队掘出的巴比伦诸神雕像,在运往卢浮宫的途中,其影像已化为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心中复国神话的新图腾,那由法国人测绘的油田分布图,最终指向的财富,必将滋养一个独立国家的雄心,罗德里们带来的“现代性”病毒,其解药与抗体会在同一片文化肌体中滋长。

故事的终局并非简单的占领或被驱逐,某个黄昏,罗德里站在即将竣工的、混合了苏美尔风格与法兰西第二帝国装饰的国立图书馆台阶上,摩挲着那块怀表,表盖上,幼发拉底河的水纹与塞纳河的波浪被工匠巧妙地镶嵌在一起,他突然明白,自己并非执棋的国手,反倒像一枚被命运掷出的骰子,落在了两大文明板块撞击挤压的缝隙里,法国没能“带走”一个完整的伊拉克,伊拉克也不可能重回法国介入前的纯粹,他们共同坠入了一段极其复杂、充满张力却也孕育新可能的“共谋历史”。

历史的吊诡与魅力,正在于其不可控的化合反应,当强势文明试图“带走”另一片土地,它自身也必然被那片土地的引力所捕获、所改变,罗德里们,那些身处漩涡中央的“关键先生”,自以为在书写历史,最终却往往成为历史笔下最意味深长的注脚——既见证了文明的扩张与傲慢,也亲历了本土生命力的顽强反弹,更在无意间,成为不同世界彼此凝视、相互塑造的活体桥梁,他手中那块走时精准的怀表,量度的或许并非巴黎或巴格达的时辰,而是文明相遇时,那漫长、纠缠而不可逆的“现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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